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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1878-1965年），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今上海川沙）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1940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底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等职。1945年，黄炎培到访延安，以“兴亡周期率”相询，毛泽东以“民主新路”作答，这便是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长期交往，不仅充满政治色彩，也饱含文化韵味。他们都精通中国历史，酷爱古典诗词，都是政治家兼诗人。黄炎培著有《苞桑集》《红桑》等，其诗功力深厚。他不但是毛泽东推心置腹的党外好友，也是诗情相通的密切诗友。
延安初识提旧事
1945年5月，黄炎培读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文，深受鼓舞。6月2日，他和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王云五等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中共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商谈，并欢迎他们赴延安当面交换意见。7月1日，黄炎培和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参政员不顾多方阻拦，乘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
黄炎培一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临机场迎接。当毛泽东与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地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毛泽东和黄炎培就是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交往的。
1920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博士应邀来华，5月黄炎培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布告一发出，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听讲，其中便有毛泽东。此次毛泽东重提旧事，黄炎培盛赞他好记性。后来黄炎培每每谈到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地提到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当年在大庭广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对黄炎培来说，延安神秘而又令人神往。在重庆时，他曾听过一次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作的“访延安报告”，通篇是“主义不合国情，作风不合人情”“言论不自由”等不实之词，黄炎培坚信百闻不如一见。初到延安，黄炎培感觉看到的每一件事都非常新鲜。晚上，临窗而卧，面对天空皎洁的月光，想想白天经历的事情，黄炎培心潮涌动，不能自已，乃赋诗一首：“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日云间。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潸。”这是一首七言律诗，感时、叙事，抒发内心感慨。北宋范仲淹筑延安城以防御西夏，黄炎培借范仲淹的故事，表达自己初到延安的感受。
茅台酒画茅台诗
1945年7月2日，黄炎培一行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风光秀丽。远远望去，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窑洞。在错落有致的山坡中间，一座规模宏伟的会堂靠山而立，毛泽东的会客室就在这座会堂后身的上层。会客室方方正正，光线充足。四壁挂着几幅画，其中有一幅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的画作。画面上是一只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随便地放了几个酒杯，画上有黄炎培亲手题写的一首七绝“：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原来，红军四渡赤水时曾路过茅台。先头部队进入茅台镇后，为保护茅台酒厂，政治部分别在茅台镇产量最大的成义、荣和、恒兴三家酒厂门口贴了关于保护茅台酒的布告，每张布告旁边还有不同内容的宣传标语。荣和酒厂门口贴的宣传标语是一首诗：“红军到茅台，开仓分浮财。土豪把头埋，千人笑开怀。”国民党的报纸诬蔑红军在茅台酒池中洗脚、洗澡，黄炎培根本就不相信这种低劣谣言，特意写了一首《茅台诗》。这首诗看似出语平淡，不见新颖，却用幽默笔调调侃耻笑了国民党。1943年，沈叔羊为父亲“画以娱之”，他请黄炎培题词。时值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黄炎培直接把那首《茅台》诗题在画上。
时隔多年，黄炎培在毛泽东处见到自己的旧作，而且还保存得如此完好，他喜不自胜，一股知遇之情像暖流一样流遍了他全身。在随后的交谈中，黄炎培完全敞开心扉，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心朋友，这也影响了他后半生的人生道路选择。
会谈结束之后，毛泽东宴请黄炎培一行，周恩来、陈毅作陪。席上饮用了延安少见的茅台酒，宾主谈笑风生。陈毅一时兴起，提议联句助兴，大家一致赞同。毛泽东起首句：“延安重逢喝茅台。”周恩来接句“：为有嘉宾陕北来。”黄炎培念了自己的诗句“：是假是真我不管。”陈毅也念了《茅台》的句子：“天寒且饮两三杯。”《茅台》诗在延安广为人知，毛泽东听后连说“：不算！不算！从头再来。”他又起首句“：赤水河畔清泉水。”周恩来接句“：琼浆玉液酒之最。”黄炎培接着吟诵“：天涯此时共举杯。”陈毅结尾“：惟有茅台喜相随。”吟罢，大家相视，抚掌而笑。这次饮酒联句，一时在延安传为佳话。
毛泽东（左三）为黄炎培布菜
短短五天的延安之行，黄炎培眼界大开。他到处作报告，讲述延安见闻，并写成《延安归来》，成为国统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倾情赋诗颂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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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摆脱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3月25日抵达北平。当天下午，黄炎培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到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当晚，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炎培等二十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又单独设晚宴招待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深夜，黄炎培心潮澎湃。第三天，北平市长叶剑英在国民大戏院开欢迎会时，黄炎培情不自禁振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隆重的开国大典。当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作为伟大历史时刻的见证人，黄炎培热血沸腾。他把激情即席抒发为《天安门》的八节诗篇，其中写道“：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诗作以庄严、朴实的语言，真实记叙了开国大典，热情讴歌新中国的诞生，颂扬党和人民的丰功伟绩。黄炎培亲笔手书此诗，呈献给了毛泽东。
本来，黄炎培是一生拒不做官的。早年，北洋政府曾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受。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曾犹豫再三，但经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劝说，他才出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儿子问他“：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说“：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黄炎培被邀请列席大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他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这次大会充分肯定了党中央从“七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提出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黄炎培听了报告中的这些内容，情不自禁，即席赋七绝四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来祝贺党的八大，其第四首写道：“天安国庆连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鸿雁赠诗谢雅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向黄炎培咨询有关问题，有时甚至在深更半夜把黄炎培请到中南海丰泽园进行晤谈。但他们更多还是借助书信往来进行交心。这些书信，或者涉及国家的重要决策，或者只是朋友间的寒暄和问候。在黄炎培的书信中，有他对执政党治国理念和方针政策的认同及赞许，也有意见不同时善意的质询和商榷，其中不乏其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以及率直的批评或婉转的建议。
在毛泽东和黄炎培的通信中，还有许多内容是关于他们之间的私交的，如接受著作、报告以及诗词唱和等。1950年9月1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回信：“大示敬悉，承赠大作《红桑集》，极为感谢。”1953年7月30日，毛泽东得知黄炎培在读马克思的著作，于是在回信中说：“时局好转，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先生读马克思著作有心得，可为祝贺。天热，可在海滨多待一些时候。”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致黄炎培信中说“：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这里的“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这一年填的一首词是《浪淘沙·北戴河》，“今年”即1956年填的一首词《水调歌头·长江》（发表时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这两首词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与长江游泳之后所作，当时尚未定稿公开发表，足见他与黄炎培的友情和诗谊非同一般。黄炎培读了这两首词，感到十分欣慰，写信建议公开发表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则在16日的回信中说：“前信无甚深意，以不发表为妥。水调歌头：逝者如斯乎的‘乎’错了，请改为‘夫’字。”后来，黄炎培又因对词作中“极目楚天舒”句不甚理解，致信提出修改意见。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了包括《水调歌头·游泳》在内的18首毛泽东诗词。2月11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黄炎培，信中说“：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毛泽东得知黄炎培珍藏有王羲之真迹，特地借来观赏。讲好一个月归还，到期时黄炎培打电话催讨，还在仔细欣赏和揣摩中的毛泽东有些不悦：“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然后让人将其小心用木板夹好送还。为此，毛泽东还对黄炎培说了一句“不够朋友够英雄”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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