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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配资好吗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股票配资好吗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享年63岁。

一个曾为无数青年指明方向的先行者,“悄无声息”地死在四川江津这样一个地方,确实让人有些意外。

4天后,他的葬礼在西门外的一个小山庄进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场很不普通的葬礼:

一来,陈独秀生前明明已经穷得叮当响,甚至要当掉大衣,换钱过日子。但在他死后,家属却收到来自各种社会组织,从全国各地凑来的丧葬费,总计共3万多元。

二来,陈独秀晚年极少外出,他住的那间山间小院子,离最近的城镇有6个多小时的路程。就连有心前来拜访他的蜀中学子,也往往因路程太远而放弃。但在葬礼上,却硬是出现了百余人随行送葬的场面,其中多数人早前从未见过陈独秀。

三来,陈独秀死前身边无一兵一卒,无党无派,更谈不上有任何左右国内局势的影响力。但葬礼当天,还是出现了国军特务。他们希望遣散送葬队伍,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社会影响。

这一切,都无疑说明了一件事:五四运动虽然已过去了23年,但进步青年,依然敬他;宵小之辈,依然怕他。哪怕,他已经死了。

就这样,葬礼在特务们的吵闹声、进步青年的据理力争中,进行中。此时,并没什么人会注意到队伍里那个穿着一袭黑衣的中年妇人。

她叫潘兰珍,这一年她34岁,比陈独秀整整小了29岁。她的长相是这样的:

跟陈独秀第二妻高君曼相比,潘兰珍既不漂亮,更谈不上有任何学识;跟陈独秀的原配高大众相比,潘兰珍没有为丈夫生下像陈乔年、陈延年这样的英雄儿子。但她,却是陈独秀临死都放心不下的女人。

这个将来在史书上或许很难留下名字的女人,到底有何魅力?陈独秀临终前,为何跟她说: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不是一个革命者的生平,而是一段落魄才子与贫家女的死生相守。

一:萍水相逢

潘兰珍是个苦命的人,这或许是她会爱上一个比自己大29岁的男人的原因之一。

1908年,潘兰珍出生在江苏的一个贫农家庭。4年后,在老家实在过不下去的父母,带着她逃难到了上海。

此后,潘兰珍跟所有上海外乡姑娘一样,十几岁就进了纱厂当童工。这段日子,吃不饱、穿不暖是肯定的,潘兰珍也都接受。只是,来自厂里工头们的骚扰让她苦不堪言。

17岁那年,她被强暴并生下一子。不久,孩子夭折。对彼时的大上海来说,这种事太常见了,没什么人有工夫去同情一个乡下丫头。潘兰珍除了换个工厂打工,根本无力反抗。

直到1930年,22岁的潘兰珍遇到了一个姓“李”的邻居。当时,她在石库门附近租了间房子,各种三教九流的人都见过,唯有这位“李先生”很不一样。

他50岁出头,身穿一身长衫,知书达理,一看就是念过书的。平日里见到邻居们,他也都和善得很。日子久了,邻里们都愿意跟他说上几句。

“李先生”,正是陈独秀。他为何要隐姓埋名?

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当局正重金悬赏,要捉拿他。他的命,值3万悬赏金。

这段时间,对陈独秀来说是人生的一个低谷。

在家庭里:他寄予厚望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先后被杀;原配高大众一病不起,终郁郁而终;二妻高君曼也因种种不合,离他而去。

在事业上:因为犯了错,他离开了自己创办的组织。昔日挚友李大钊为革命牺牲,胡适也早就跟他分道扬镳了。北大没有他立足之地了,《新青年》也早就停刊。

此时的陈独秀,孑然一人,身边既无亲人,亦无知己,只能隐姓埋名躲到上海。

很快,潘兰珍就爱上了“李先生”,并与他住到了一起。陈独秀喜欢她的单纯和纯朴,同情她的生世和遭遇。只要平时没事,他就会教她识字、念诗。而潘兰珍则一面去厂里打工赚钱,一面像妻子一样照顾着陈独秀的日常。

一场萍水相逢,两个孤独的灵魂,都暂时找到了依靠。

彼时,潘兰珍不知道丈夫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日日撰写的文稿,到底能有什么用。作为一个女人,她想跟他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两年后,见肚子始终没动静,她便央求“李先生”让自己领养一个。陈独秀没办法,只能同意。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养女,取名潘凤仙。

潘兰珍原以为生活能这样继续下去,谁知有一天,她把养女送回老家,再回到上海后,却发现“李先生”已经不在住处了。

人海茫茫,潘兰珍找了很多地方,终不见丈夫的身影。一度,她几乎已经认定,对方肯定是抛弃了自己。这种事,在乱世里太常见了。

直到1932年10月的一天,潘兰珍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陈独秀被捕。陈独秀是谁?潘兰珍不知道。但她认得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她惊讶:这不是我的李先生吗?

就在潘兰珍惊愕时,陈独秀已由上海被押解到了南京。此时的他,已经对再见到潘兰珍不抱希望了。隐姓埋名与人家相恋,又是个当局恨之入骨的要犯,他找不到潘兰珍还会再见自己的理由。

但很快,陈独秀发现自己终究还是小看了潘兰珍。当她提着饭菜,出现在老虎桥监狱那一刻,53岁的陈独秀老泪纵横。

后来,陈独秀知道,能找到这里潘兰珍有多么不易。她辞掉了在上海烟厂的工作,把养女安顿好,又把陈独秀留在家里的书稿、字画都珍藏好,踏上了由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为了见到陈独秀,她不知求了多少大人物、说了多少好话。

吃着潘兰珍带来的饭菜,陈独秀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快回去,好歹上海还有工作!你想想,我在监狱里还能给你什么呢?”

潘兰珍摇了摇头,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给他夹菜。陈独秀原以为这话她听进去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潘兰珍没走,她在监狱旁边租了间房子,守着他。期间,陈独秀的一位在国民政府当大官的学生,曾好心邀请潘兰珍住到自己家去,她就是不肯。她跟人家说:你是大官,不方便。

当学生把这些事都告诉陈独秀时,他对她刮目相看。正因如此,当听到外面传来闲言闲语,说潘兰珍没有名份时,陈独秀才会特意告诉前来探监的表弟:

我可以告诉你,潘女士是我的夫人,是我晚年爱情的归宿,是我陈独秀深深爱恋的女性,是我离不开的伴侣。

此后,陈独秀坐了5年牢,潘兰珍就陪了5年。

1937年,因为外界多方抗议和保释,陈独秀被释放。一出监狱,陈独秀马上对外宣布:我和潘女士,已结为夫妻。

二:陪陈独秀过完最后4年

出狱后的陈独秀,有很多选择:

一方面,胡适等老友都在对他“翘首企盼”,希望他在吃了5年苦头后,能“识时务”,跟自己一样做个让当局喜欢的文人。另一方面,蒋介石当局也开出了10万元经费,希望他能出来为自己效力。

陈独秀都没去。他要去四川江津,那里有一个名叫邓仲纯的民主人士,是他的老朋友了。在邓仲纯的一再邀请下,陈独秀打算去试一试。

1938年8月份,正是江津最炎热的时候,陈独秀走下了客轮。年轻的潘兰珍,在一旁扶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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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下了船却始终找不到邓仲纯的影子。陈独秀告诉潘兰珍:“仲纯不会无故失约的,我们就按图索骥去找吧, 好在知道他的住址!”

于是,两人又按照地址,找到了邓仲纯开办的延年医院。听说邓仲纯是因为出急诊,所以没来接他,陈独秀便耐着性子求见邓夫人。谁知,他们等到的竟是一句冷冰冰的回应:“哎呀!邓太太说她身体不舒服,不便会客。”

这下,陈独秀终于懂了,他丢下一句:“我宁可暴尸街头,也不寄邓太太篱下!”此后,陈独秀只能带着潘兰珍,在附近的一家客栈租了个单间。

这就是陈独秀到江津头一天的经历。正如他早前所言,他真的已经无力,给潘兰珍安定的生活了。

最后,在邓仲纯的苦劝和解释下,陈独秀还是住进了邓家。但谁知,没过多久,他就看见潘兰珍躲在房间里抹眼泪。陈独秀一问才知道:原来,邓太太竟指桑骂槐,说他们是“寄生虫”。

陈独秀气极了,马上搬离了邓家。而后,夫妻二人又辗转搬进了效外的石墙院里。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而这几年,他的生活始终离不开一个“穷”字。至于穷的原因,无外乎两点:

其一,对外,他从来都没变过。

陈独秀的书法极好,早前他的一幅字卖个几百,甚至上千都不成问题。来到江津后,当地不少国军官员都来找他求字画。但哪怕是穷成这样,陈独秀也要挑“买家”。他不喜欢的人,是要不到他的任何墨宝的。

其二,对内,他变化很大。

早年的陈独秀,绝对不能算是一个顾家的人,这也就是何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和这个父亲多少有些隔阂的原因。但这绝不意味着,陈独秀是一个冷漠的人。只能说,倔强的他,始终没有找到与家人相处的方式。

晚年的他,终于是想明白了很多事。把三子陈松年一家,以及继母谢氏都接到身边。一家数口人住在一起,生活开销自然是极大的。

而对于这些柴米油盐的事,陈独秀自己往往是后知后觉的。有一回,他看见潘兰珍坐在屋子里发呆,便揭开米坛盖。直到这时,他才知道米坛已经空空如也,潘兰珍早前已经上房主人家借过两次米了。

陈独秀一向爱自嘲,便笑着对潘兰珍说:“你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后来,潘兰珍终于忍不住了,她走到丈夫身旁,怯生生地问:“先生,你能不能从那笔钱中取出一些款子,就算借,以后归还好吗?”在一起多年,她一直唤他:先生。

潘兰珍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家里其实是有一笔“巨款”的。当时,教育部门曾向陈独秀约稿,让他写一本语言文字类的读本,并预支了他2万元。陈独秀想把这本书命名为《小学识字课本》,但教育部长却不同意,非得让他把书名改了才行。

陈独秀这样的文化名人,怎能容得了旁人对自己的著作指指点点,一气之下,他便放言:“一个字也不能改!”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把那2万元存入了一家中介里,决意不动其一分。

听到妻子问起这笔钱,陈独秀直言:“不能,决不能用!哪怕冻死、饿死!”说完,他咚地一声坐在了床上。面对这样的丈夫,潘兰珍还能说什么呢?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她只能把自己的随身饰品给当了。

日子苦归苦,潘兰珍却做到了一个妻子该做的一切:丈夫的继母谢氏双目失明,吃饭、梳头,都是她一力承担。忙完这些,她还得时刻照顾陈独秀的身体。

冬天时,书房四面透着风,陈独秀经常冻得手指无法握笔。潘兰珍看见了,便跑到附近的农家去求教。最后,硬是被她做成了一个外面是竹篾,里面能放炭火的“火笼”。

夏天时,山里蚊子多,陈独秀经常被咬得无法看书。潘兰珍便锯了些木面,和着山里特有的药粉一起,做成一种特殊的蚊香。

日子,就在潘兰珍的精打细算中,过了下来。

三:遗言

1942年5月初的一天,陈独秀在写作时突然晕倒,潘兰珍吓坏了,迅速求人把丈夫抬到了县城。

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治,本来情况已有好转。谁知当他们回到家时,却发现家中两只藤条箱子被偷了去。箱子里的衣服细软,陈独秀倒是不在意,却偏偏为其中的手稿及印章伤怀。因为这件事,他的身体再受打击。

5月底,自知时日无多的陈独秀,对妻子说:“兰珍,为夫对你不起,你跟我这些年,除了担惊受怕,还吃苦受累!”

潘兰珍听他这样说,没忍住哭,她抹着眼泪说:“兰珍孤苦伶仃,如同路边野草,先生不嫌弃我,今生得以伺候先生,兰珍知足了!”

也就是到这时,旁人才知道:一向寡言少语的她,为何对陈独秀如此掏心掏肺。被重视、被尊重,于生如浮萍的她来说,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陈独秀不愿意看到以后她继续漂泊下去。他死前替她做了安排,他交代儿子陈松年:“我在南京狱中,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瓷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她!” 陈独秀认为,这些东西应该能让潘兰珍过得好一点。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给潘兰珍留下了两条遗言:

其一,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其二,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即那2万元),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这两条遗言,前者是要给潘兰珍自由,毕竟她才30多岁;后者,算是他的一点私心,毕竟晚年一家人过得再苦,他都不曾丢了文人的气节。

交代完一切,陈独秀离开了人世。此后的几天里,潘兰珍整日以泪洗面。直到6月1日出殡前,她才强打起精神。

她从社会各界寄来的钱里面,拿出一小份,给丈夫买了一身干净的青丝衣裤,又在棺材上扎了一朵很大的白绸花。穷了这么多年,总得让他走得体面点。在这件事上,潘兰珍很坚持。

葬礼开始后,陈松年抱着父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潘兰珍跟在后面。一路上,她抚摸着棺材,哭得死去活来。特务们的闹事,似乎都跟她没什么关系。她在意的,只是她的先生走了。村里的两个妇人实在看不下去,便上前扶着她。

丧失办完后,潘兰珍经丈夫的好友介绍,进了一家农场工作。收入虽然很低,但在她看来,也总算是完成了丈夫让其独立的遗愿。

抗战胜利后,潘兰珍于1946年回到上海。她把在老家的养女接到身边,在当地找了份煮饭的差事。她没有变卖过丈夫的遗物,没有打着“陈独秀遗孀”的头衔参加过任何活动。“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是她始终在坚守着的底线。

因此,虽然母女俩不富裕,却也过得踏实。遗憾的是,1949年,潘兰珍被查出了子宫癌。同年10月份,她病逝于上海,年仅41岁。她没能跟陈独秀合葬,因为按照规矩,陈独秀最终该与原配高大众合葬。

于外人而言,潘兰珍确实不起眼。但陈松年晚年回忆起这位只比自己大两岁的继母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

陈松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很清楚:正是潘兰珍12年的陪伴,以及她那一声声“先生”,给父亲的晚年带来了一丝丝温暖。陈独秀,注定是会被载入史册的人物。至于潘兰珍,能与陈先生爱一场,正如她自己所言:知足了。

能遇到潘兰珍股票配资好吗,是陈独秀之幸!